我家有个壁柜，柜里装着瓶瓶罐罐等杂物。柜不常开，偶尔打开，我总是会搬出那只大玻璃缸，用湿布擦拭掉缸身的灰尘。这是个酒缸，里边睡着两条蛇，它们沿着缸壁，蜷曲着重叠在一起，静静地沉睡着。由于时间已快40年之久，缸里的酒减少了一半，酒色变成浅绿，但依旧清澈透明。听说这种陈年蛇酒最能驱风湿壮筋骨，但我不太爱喝酒，就一直搁置着。当然，不喝是为了一种纪念。

上世纪70年代，党的各项政策落实，我这个“支边”大学生，得以结束夫妻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初来乍到，新单位没房安排，我们又是外来人，举目无亲，只好暂时住到小城一座山顶上的两间小平房。这两间平房以前是农业局的实验室，已经闲置好多年不用了，后改为居处住人，简陋、破旧、荒凉。每天，我们上班都要下山上山、上山下山，辛苦和不方便不说，最让我苦恼、惊心的是经常有蛇出没于房前屋后，螭螭爬行，严重威胁家人的安全。听附近的居民说，因为山底下有个很大的蛇仓库，经常有蛇逃逸出来，有的被居民抓捕打死，有的则沿着山路小径、渠洞爬上山顶。山顶人迹罕至，又有一小片松林，就成为蛇们最好的栖身之地。

我采取了很多防患蛇害的措施，在屋前砌起一道两米高的砖墙，墙中间开一个简单的木门，借以出入。房间的窗很矮，蛇轻易就能探头进来，我想了个办法，量好窗口尺寸，买来铁丝网、铁钉，做成了如今的防盗窗。当然，那年月民风淳朴，即使敞开门也不见得有盗贼光顾，我们只防蛇。铁丝网的小孔细若筷子大小，连小指头都穿不过，蛇是绝对爬不入的，最多只能在窗外觊觎。

就这样，蛇便被我御之门外，不易入屋造访。但是门前屋外的蛇患就很难防避了。孩子们喜欢在门口乘凉看星空，孩子们偶尔夜间上厕所（厕所是离家二十多米远的一个公厕），类似这样的户外活动，就必须小心翼翼处处提防。那时我的三个孩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才满周岁，他们根本不知蛇为何物，更谈不上有什么抵御能力。每次上厕所，我都要先进去拿手电筒照一照，先侦察一番。每次出门，我必然全副武装，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武器，只在腰间挂一个手电筒，手上拿一根长棍。跟小孩一起出门，我总是在前边探路，后边跟着三个“小豆丁”，小孩子无知无畏，嬉戏、说笑，那种情景现在想起来，有点像电影里的画面，但其实那段生活可谓步步惊心，现在想起来还会后怕。

我们在山顶生活了五年，作为一家之主，一介书生，我颇为自己感到骄傲——安全保护了家人没被蛇咬。同时，还在户外周边俘获了十多条蛇，包括眼镜蛇、金包铁、金包银、青竹蛇等有剧毒的蛇类。对我来说，每捕一条蛇就是一次危险的“战斗”。我从没学习过捕蛇，这些知识大学时代教授不可能教过，我学的是历史，掰扯上下五千年，我可以跟孩子们讲三天三夜，但关于蛇以及捕蛇，仅仅是那段艰难岁月教会了我。

当年那些被我捕到的蛇，都让山下的居民来拖走，泡蛇酒、炖蛇汤，我都不去过问，蛇对于我来说，不是猎物，而是敌人。唯独留下现在酒缸里的这两条，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卧在缸底，依旧颜色鲜艳，如同那个记忆一般犹新：就在我们即将搬到山下新房的一个夏天中午，当我睡午觉醒起来时，听到床下有咝咝嗖嗖的怪异声音，我俯身看去，登时毛骨悚然——竟是一条眼镜蛇和一条金包铁蛇正在恶斗，前者主动进攻，后者被动抵抗，一攻一守，争斗正酣。孩子们正在床上酣睡，一点不知道危险就在身下。根本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随手操起床边一件“武器”：一根竹片条子，趁着眼镜蛇昂头喷气进攻金包铁的那一刻，一下横扫过去。我已经没法对照打蛇打七寸的知识了，只知道用尽全力。没想到，眼镜蛇竟然被我打中，头慢慢地低了下去了，最后像跟绳子一样瘫在地上。我揪着的心也松动起来了。再看那条金包铁，那样子好像得到助救脱离危险了似的，慢条斯里地往墙角边匍匐过去，蜷曲成一团，闭目憩息。我赶忙把气息奄奄的眼镜蛇拖出来，捉住它的头，正好看到桌上有一只空玻璃缸，立即将它塞进去，盖紧瓶盖。那条墙角的金包铁大概是太累了，竟然像死了一般一动不动，我戴上棉纱手套，一下子按住它的头部，没等它挣扎，就被我活捉进玻璃缸里。待我将瓶盖塞紧，才得以仔细看我的“战利品”，大概因为知道身陷囹圄，两条刚才还在争斗的家伙，竟然乖乖地在一个缸里相安无事。据我爱人说，那只桌上的玻璃缸本来洗好打算腌酸菜的，命运捉弄，它因为两条蛇从此变成了一只大酒缸。

屈指算来，这次惊心动魄的捕蛇，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了。在孩子们的成长期间，这个捕蛇故事被无数次提起，大女儿对这个遭遇依稀有印象，小一点的那两个记忆全无，只当睡前故事来听。有好几次，孩子们带着班上要好的同学来“参观”这两条蛇，炫耀他们父亲是会武功的“英雄”，我的心里既自豪又酸涩，那段岁月打死也不想从头再过一遍。几十年间，我们数次搬家，这两条蛇都没被遗弃，我细心保护好这个玻璃缸，这是我年轻时代的“战利品”。如今，儿女各自成家，逢年过节回来吃团圆饭的时候，打开壁柜找酒，我都会看到这个玻璃缸，我只悄悄地拍拍它，不让那几个小孙子看到，因为我怕里边那两个睡着的家伙吓着了他们。（黄璋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