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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菲弗论情境主义者：一次访谈

克里斯汀·罗斯

玛丽弗兰斯·尼泽-桑格龙尼记录

科瑞斯汀·罗斯译

在介绍亨利·勒菲弗关于城市的最新作品时，责任编辑表示勒菲弗和情境主义者理念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①于是随后就有了勒菲弗回忆他与居伊·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这段幽默的对话。这次访谈，如果可以称之为访谈的话，于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进行。当时勒菲弗正应弗雷德里克·詹明信之邀，在该校区担任访问学者。那时我刚刚开始阅读勒菲弗和情境主义者的作品，而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催生了一部关于兰波的著作，以及关于“日常生活”②的一期《耶鲁法国研究》，该期刊物是他与爱丽丝·卡波兰合作编辑的。从谈话开始之初，当时已经80多岁的勒菲弗就对他所追求的方向有很明确的认识。

亨利·勒菲弗（以下简称ＨＬ）：你要问我关于情境主义者的问题吗？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些想说的东西……

克里斯汀·罗斯（以下简称ＫＲ）：好的，请说吧。

ＨＬ：关于情境主义者……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也是我非常在意的话题。因为我很了解他们，所以经常被他们打动。我与他们是好朋友。我们的朋友关系从年维持到年或年，大概五年的时间。之后我们发生了争吵，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糟得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可以描述给你听。最后，我们的朋友关系就像是一个悲剧结尾的爱情故事，是个很大的悲剧。有很多爱情故事都是开头很美好，结局很悲惨。我们的朋友关系就是其中一例。

我还记得，有一整个晚上我都在居伊·德波的住所和他聊天。当时他和米歇尔·伯恩斯坦一起，住在圣·马丁街上一个类似于工作室的屋里，离我的住处不远。他的房间很黑，没有灯，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但是同时，那也是一个散发着思想和研究的力量与光芒的地方。

ＫＲ：他们没有钱吗？

ＨＬ：是的……

ＫＲ：那他们怎样维持生活呢？

ＨＬ：没人说得清楚他们是怎样维持生活的。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我曾经将德波介绍给他认识）问德波：“你靠什么为生？”居伊·德波非常骄傲地回答：“我靠我的智慧为生”［jevied’expedients］。［笑声］。实际上，他肯定有些钱；我认为他的家庭条件应该还不错。他的父母住在蔚蓝海岸。我也不知道实情到底如何。同时，米歇尔·伯恩斯坦也想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赚钱办法，至少可以赚到一点钱。不管真假，至少她是这样对我说的。她说她给马占卜，然后把占卜结果发表在赛马杂志上。这非常好笑。她确定了每匹马的生日，并且为它们占卜，从而预测赛马的结果。我想，当时确实有赛马杂志刊登她的占卜结果并且付钱给她。

米歇尔·伯恩斯坦

ＫＲ：也就是说情境主义者的口号“绝不工作”并不适用于女性？

ＨＬ：不，也适用，因为这并不是工作。他们不工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靠工作来谋生——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认为给马占卜什么的，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总之我认为他们是出于好玩的目的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他们不会真正去工作。

但是我想说些更早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更早的时候。最开始的事情与眼镜蛇团体有关。这个团体就是一支催化剂：组织成员包括很多建筑师，尤其是康斯坦特（一名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建筑师），还有阿斯盖·乔恩（一名画家）和一群来自布鲁塞尔的人——这是一个北欧人的组织，充满了雄心壮志。他们想复兴艺术，复兴艺术对生活的作用。这个团体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活跃的团体，而促成其形成的作品之一，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批判》。③正因如此，我很早就开始和他们来往。这个组织的关键人物是康斯坦特，他是一名乌托邦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名为“新巴比伦”的乌托邦城市。这个名字相当具有挑衅性，因为在新教的传统里，“巴比伦”是个邪恶的名字。新巴比伦采用了那个被诅咒城市的名字，其目的却是将其改变为未来的城市，成为一个美好的存在。关于新巴比伦的设计始于年。在年，康斯坦特发表了一篇名为《情境构建》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建筑应该能够对日常存在进行改变。这一点与我的《日常生活批判》有关联：应该建造本身就能构建新情境的建筑。因此，康斯坦特的这篇文章在未来几年引发了一场全新的研究。而康斯坦特本人与当时流行运动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成了青年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煽动者之一。

阿斯盖·乔恩

ＫＲ：也就是说康斯坦特和青年无政府主义运动之间有直接关系？

ＨＬ：是的。他被青年无政府主义者奉为思想家和领导人，被认为是想要改变生活和城市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直接的：康斯坦特煽动了青年无政府主义者。

了解当时的时代划分非常重要。从政治上来看，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斯大林主义结束了。赫鲁晓夫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交一份报告，破坏了斯大林的形象。这份报告引起许多讨论和争议。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是美国情报部门捏造的。实际上，这份报告完全出自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之手，而且破坏斯大林形象的也是赫鲁晓夫本人。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划时代的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斯大林的形象占据主导地位。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就是革命运动。但是在年还是年之后，这些运动就开始转移到有组织的党派之外，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从这种意义上说，情境主义就并不是完全孤立的。其发源地是荷兰，虽然巴黎也算，但是荷兰更典型，而且情境主义与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事件相关，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完全在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外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我记得，我在年发表了一篇名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声明，与卡斯特罗的故事以及所有在党派以外进行的运动相关。我就是那时脱离共产党的，因为我觉得，在已经组建的党派以及联盟这种有组织的运动之外，将会发生很多事情。

在组织和机构之外发生的事情将会具有自发性：这也是我在年的声明中阐述的内容。正是这篇声明使我与情境主义者之间有了交往，因为他们为这篇声明赋予了很强的重要性——虽然之后他们开始对之进行抨击。他们当然也会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从来没有达成过完全的共识，但是那篇声明是我们互相理解的基础，并且持续了四五年——我们总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

康斯坦特

ＫＲ：当时你正忙于第二部《日常生活批判》吗？

ＨＬ：是的，同时我也在写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书。

ＫＲ：你同时写两本书？

ＨＬ：是的，同时写。当时的状态很混乱，我刚刚脱离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是那时发生的。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差一点被枪杀。我被派遣去从事……我不在大学里面，我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研究室主任，我因为在声援阿尔及利亚人的声明上签字以及为他们提供支持——当然只是微不足道的支持——而差点遭解雇。那是一个人心动荡的时期。但是在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并不是通过党派或党内的正式组织或联盟进行的；这些活动都是在机构以外进行的。共产党对阿尔及利亚人的支持非常勉强，只是流于表面。实际上，共产党几乎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人提供帮助，以至于后来阿尔及利亚人对共产党的表现非常愤怒。当时共产党内部的一个反对组织以及党外的运动，才真正为阿尔及利亚人提供了支持，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看待这些事情，就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语境。

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极端运动，如伊希朵尔·伊苏和字母主义者的运动。他们也有雄心壮志和放眼全球的博大胸怀，但是实际上只是一个笑话。伊苏总是不停重复他那完全由毫无意义的音节和词语残片组成的达达派诗歌，甚至在咖啡厅里朗读。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巴黎数次与他会面的场景。

但是即使如此，他们还是给法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动荡，一直持续到年戴高乐上台之后才平静下来。共产党由于未能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未能在支援阿尔及利亚人的方面有所作为，而且徒劳地反对戴高乐掌权，颠倒是非地称戴高乐是一名法西斯主义者，这些都暴露出共产党能力的缺乏。戴高乐想要解决阿尔及利亚的问题，而他也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我们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通观全局，这个时期的动荡程度是很剧烈的，堪比年。

ＫＲ：情境主义者关于构建情境的理论和你的“环节”理论是否具有直接的关系？

ＨＬ：是的，这也是我们互相理解的基础。他们在讨论中——这些讨论都会持续一整晚——几乎都会对我说，“你所说的‘环节’，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境’，但是我们比你想得更远。你接受在‘环节’的历史中已经出现的所有事物，比如爱情、诗歌、思想，但是我们想要创造新的时期。”

ＫＲ：他们是如何提出要将一个“环节”转变为有意的构建呢？

ＨＬ：康斯坦特在年的《情境构建》中，已经阐述了新环节以及新情境的概念。因为情境的架构是一个假定新社会的乌托邦式架构，所以康斯坦特认为，社会的改变并不是为了继续承载令人厌倦的千篇一律的生活，而是要创造一种绝对全新的情境。

ＫＲ：城市在这一点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ＨＬ：哦，“新情境”从来都没有阐述得很明确。当我们谈起这一点时，我总是给他们举例——而他们与我举的例子毫无关系——那就是爱。我对他们说：在古代就出现了强烈的爱。但是这种爱不是来自个人的爱，也不是针对个人的爱。古代的诗歌描述了一种巨大的发自身体的生理方面的感情。但是针对个人的爱直到中世纪才出现，当时正值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统并存的时期，尤其是在法国南部。个人的爱就是但丁对碧翠丝的爱：Lavitanova，新的生活。崔斯坦和艾素特之间的爱，是悲剧的爱，法国南方的典雅爱情。我的家乡在纳瓦朗附近，有一座纪念加斯顿·福珀斯王子的塔，这位王子是第一个歌颂个人爱情的吟游诗人：“我的歌唱不是为我自己而唱，而是为了我身边亲爱的朋友。”这已经是个人爱情了，个人爱情的悲剧持续了好多个世纪，在《柯列弗公主》和其他小说、戏剧，以及拉辛的《贝蕾妮丝》中，贯穿所有的文学……

ＫＲ：但是难道构建“新情境”对于情境主义者而言就不包括都市主义吗？

ＨＬ：是的，我们达成了共识。我对他们说：个人爱情创造出新情境，这就是情境的创造。但是这不是一天之内出现的，而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们的观点（这与康斯坦特的实验有关）则是，在城市中，一个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创造新情境，比如把城市的各个区域或空间上分散居住的邻区整合起来。这就是“漂移”的首要意义。他们第一次在阿姆斯特丹使用步话机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即一群人走到城市的一个区域，仍然可以与另一个区域的人进行联系。

ＫＲ：情境主义者也使用这种吗？

ＨＬ：哦，我认为是这样的，至少康斯坦特本人用。但是在总体都市主义中也有过情境主义的实验。总体都市主义就是指城市的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联系。他们进行他们的实验，我没有参加。他们动用各种通信手段——我不知道他们具体什么时候用了步话机，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和斯特拉斯堡肯定使用了步话机。

ＫＲ：当时你认识斯特拉斯堡的人吗？

ＨＬ：我的很多学生在那里，但是我与他们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当我在年还是年抵达斯特拉斯堡时，阿尔及利亚战争正进行得热火朝天，我只在斯特拉斯堡逗留了大概三周，就有一群人来找我。他们是斯特拉斯堡未来的情境主义者——也可能当时已经有些情境主义倾向了。他们对我说：“我们需要你的支持；我们要在孚日山区组建一支游击队。我们要在孚日山区建立一个军事基地，并且在那里发展壮大，将势力扩大到整个法国。我们要让火车出轨。”我回答道：“但是军队和警察……你们并不确定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你们会陷入一场灾难。”于是他们开始辱骂我，说我是个叛徒。而且在几周之后，他们又来找我并且对我说：“你是对的，我们的想法不可能实现。要在孚日山区建立军事基地根本不可能……我们要去干些别的什么。”

于是我开始和他们来往，后来他们就成了情境主义者，他们想在法国也点燃战火，从而支持阿尔及利亚人；这太疯狂了……但是，如你所知，我和他们的关系维持起来总是很难，因为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愤怒。当时我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一起生活在斯特拉斯堡；我成了那所大学的丑闻：她怀孕了，还有一个女儿（我的女儿阿尔梅），于是就成了镇上的丑闻：那是一种恐惧感，一种厌恶感。斯特拉斯堡是个中产阶级城市，而且大学并不在城市之外，而是在城市正中。但是同时，我做了许多关于音乐的讲座，如音乐与社会的讲座，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我有一整年的时间都在教授“音乐与社会”课程，许多人都来听我讲课，于是我受到的攻击也不太多。我女儿阿尔梅的母亲妮可是情境主义者的朋友，总是与他们在一起，而且还邀请他们来做客。他们来我们家里吃饭，我们演奏音乐，这也成了斯特拉斯堡的丑闻。这就是为什么我与他们保持着密切、有机关系的原因，并非因为我在大学里教授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妮可这个中间人。德波常来我家看望妮可，或者来吃饭，但是我们的关系维持起来很困难，因为他们总是为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气……那本小册子的作者穆斯塔帕·卡亚特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ＫＲ：《学生族群中的悲哀》④这本小册子的效果如何？当时印发了多少份？

ＨＬ：啊，很成功。但是最开始这本小册子只在斯特拉斯堡的范围里传播，后来德波等人把它带到了巴黎。当时都是以千本为单位不停地印发，发到学生手上的肯定有数万本。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很好的小册子。它的作者穆斯塔帕·卡亚特是突尼斯人。那个小组里面有很多突尼斯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后来都不怎么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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